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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伪政权之怪现象政府之国旗被日军当靶子打

发布时间:2019-06-29 23:23:18 阅读: 来源:矿用通信电缆mhyv厂家

1940年初,日本内阁为了抵销重庆国民政府的影响,决心推出汪精卫,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汉奸政权。“建国”的人选、组织、机构都按照日本人的旨意策划好了,只等“黄道吉日”,粉墨登场。1月16日,汪精卫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电,威逼蒋介石赶快向日本人投降,否则汪记新“国民政府”一成立,蒋某人就没有位子,重庆国民政府就被取代了。蒋介石对汪的最后通牒不予理睬,于是在日本人精心导演下,汪精卫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地粉墨登场了。

【粉墨登场,伪“国旗”被当作靶子打】

3月30日,南京城各高大建筑物突然挂起一面面青天白日旗,各主要街道一群又一群的游行队伍,在军、警的刺刀“保护”下,喊着和平建国的口号穿城而过,大街小巷横空扯起一幅幅大字标语:

“热烈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南京!”

“和平建国万岁!”

上午,一长溜大小汽车越过铁路,行驶在南京城中央的大道上。汪精卫和新的“中央政府”各院部及各委员会的头面人物伫立在车上,频频地向周边的人群招手,好一派春风得意的景象。

车队驶入“国民政府”院内,在宁远楼举行就职典礼。汪精卫身着礼服站在麦克风前精神抖擞地宣读《还都宣言》。为了混淆海内外视听,更好地取代重庆国民政府,汪精卫的新“中央政府”,除名称上照搬重庆政府外,还把“南京政府”所有的机构名称,一律照搬重庆政府的模样儿,甚至还别出心裁地把“南京政府”主席的“乌纱帽”硬戴在时任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头上,汪精卫自己只屈居“主席”之下的行政院长(兼代理政府主席一职)。

正当“还都”闹剧演到高潮时,鼓楼和市中心新街口等处响起一阵阵枪声。随着枪响,“国旗”上顿时出现若干枪眼儿,甚至有的旗杆被神枪手击中,“国旗”颓然倒下。正在游行的人们,起初以为是放鞭炮庆祝,当那枪子儿呜呜地怪叫着从头顶上飞过时,这才瞠目结舌,四处逃窜。只见一群群日本大兵,举起枪,指着“国旗”破口大骂。

汪精卫得悉日本兵枪击“国旗”的报告后,立即派梅思平代表新“国民政府”前往日军驻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交涉。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沉着脸回答:按照事先协定,“国旗”上方必须加一块三角形杏黄色布片,上书“和平建国”或“和平反共建国”字样,以区别于重庆政府国旗,而你们没有按协定办,因此,引起皇军的愤慨。如果派遣军听任把没有区别的重庆政府国旗飘扬在南京上空,势必影响大日本皇军的士气,动摇皇军军心。因此,你们必须立即取下现在的“国旗”,换上有区别标志的“国旗”。汪精卫无法“独立”行事,只得下令换上有区别的“国旗”。转眼之间,南京城的大街小巷又飘起一杆杆附有三角形黄布片的“国旗”来。

一位进城卖菜的老农好像恍然大悟:今天怎么死了这么多大官?要不,每面青天白日旗上面怎么会有招魂的幡。

这一天,蒋介石从收音机里听到“国民政府还都南京”的消息和汪精卫的《还都宣言》,气得七窍生烟,当即下令中央电台开大功率,向全世界广播,重申1939年6月8日重庆政府发出的对汪精卫等人的通缉令:“立即由全国军、政各机关一体严缉务获,依法惩办,以肃纪纲。”接着,蒋介石又下令,悬赏十万大洋,缉取汪精卫的人头。

这一天,本来是汪精卫登台的“黄道吉日”,而日本人的子弹、蒋介石的悬赏取人头,加上给死人招魂的“国旗”,却使得这个“黄道吉日”充满了殡丧的气氛。

【利令智昏,“十分钟内敲定内阁大员”】

其实,汪伪政府本是乌合之众,内部错综复杂,明争暗斗一直不断。按照日本政府的要求:汪精卫必须接受日本的全部条件,汪伪政府才准予承认。为此,周佛海作为汪精卫与日本人谈判的全权交涉大员,先后两次与日本军国政府签定秘密的或“正式”的卖国条约。

在多次与日谈判中,汪方有些交涉员对于日方的苛刻条件还拒不接受,但是,凡正式会谈中不能达成协议的条款,都由日方代表和周佛海通过非正式谈判而达成妥协。因此,周佛海深得日本军方的宠信。在汪伪政权中,周佛海始终是汪精卫与日本人“折冲尊俎”的“大外交家”。

汪伪政权的各院、部、委、会的汉奸要员,都是周佛海笔下“十分钟内敲定”。周佛海曾无耻地说:“大丈夫最得意者为理想之实行。国民政府还都南京,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飘扬在石头城畔,完全是余一人发起,以后亦以余为中心。”

对于周佛海“揽权位,置私人”,汪精卫不是不知道,但知道又有什么用呢?周有日本人撑腰,也只好将人事大权交给他,让他一手操办。在形式上,周佛海的地位仅次于汪精卫和陈公博,但是周始终掌握着汪伪政权的外交、金融、财政、军事、物资和特务大权,还直接掌握一支装备精良、训练严格的伪税警团,因而,周是一个握有实权的大汉奸,被人称为“汪记政府”的股肱和象征。

周佛海的飞扬跋扈,攘权奸狡,自然令人仇视。汪伪政权刚成立,周与其他汉奸的矛盾日益明朗化了。首先是和以林柏生、陈春圃、褚民谊为首的“公馆派”较劲,尔后又与李士群较劲,最后发展到与陈公博较劲。狡猾的周佛海在这盘根错节的斗争中,靠日本主子撑腰,始终大权在握。

尽管周佛海口口声声表示要与汪精卫“生死相关、患难相随”,但汪精卫以多病之躯,加以建立伪政权后百不如意,易于冲动,一经左右挑拨就不能自制,因而与周佛海之间时有冲突。

【荒唐透顶,“汪伪,伪满”要“建交”】

就在汪精卫汉奸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之时,日本政府在“中日亲善”的幌子下,特派阿部首相为大使,率军、政、宪、特机关重要官员一行来华,名义上是参加汪伪政权的“还都南京”大典,实际上是迫不及待地与汪伪政权签定“中日条约”,督促汪伪当局尽快承认伪“满洲国”,并与其建立所谓的邦交关系,为“大东亚和平新秩序”打好基础。卖国求荣的汪精卫在日本人指挥下言听计从,很快派出伪外交部次长徐良一行六人为“特使”,赴“满洲国”觐见傀儡皇帝溥仪。

说是汪伪“特使”,不如说是“二日本”的特使。徐良一行所乘的飞机是日本派的,下榻宾馆是日本安排的,访问程序,双方出席人员都是日本人敲定的,警卫、翻译、记者、服务人员都是日本精心挑选的,就连徐良的发言稿也是日本人起草的。徐良到了新京(长春)首先不是觐见“满洲国”皇帝溥仪,而是见溥仪的“太上皇”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梅津。

汪伪政权时,任“外交部长”的是褚民谊,但为什么要派徐良去呢?这当然也是日本人的安排。徐良曾当过溥仪的英文老师,凭着这层关系便于沟通,易于贯彻“中日亲善”政策。尽管如此,日本人还是不放心,会见时,双方都由日本人陪同,双方做什么,说什么一切按日本人的眼色办。这些民族败类真是国格丧尽,人格丧尽。

这次访“满”,日本人对徐良的“表现”十分满意,汪精卫自然放了心。为了加深“两国友谊”,徐良很快擢升为“外交部长”,褚民谊则调到日本担任“大使”。在日本人的操纵下,双方经过一番“外交”活动,很快达成“互派大使”的协议。伪满洲国派荣寰为第一任驻汪伪政府“大使”,汪伪则派陈成济为第一任驻“满洲国政府大使”。“两国”“建交”后,伪满提出要在上海、天津设立总领事馆,汪伪不仅赞同,同时提出对等在奉天(沈阳)、哈尔滨设立总领事馆。

所谓的“满洲国”乃是我国东三省领土,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用武力侵占而建立的“国中之国”,豢养着一批民族败类,“伪满”和“汪伪”都在中国领土之内,而在自己国内设立什么“大使馆”“领事馆”真是荒唐透顶。

时过不久,不知出于何种原因,汪精卫突然把褚民谊、徐良又作了一次对调。褚一回国,就立即以“外交部长”身份访“满”,两个汉奸政权在日本指使下眉来眼去,打得十分火热。很快,汪伪当局派周逸峰为驻奉天(沈阳)“总领事”,何希韶为驻哈尔滨“总领事”,伪满也在天津、上海同时开馆。

周逸峰曾在北洋政府干过外交工作,担任这个不伦不类的“总领事”后感到无所适从。这里既无侨民可保,又无侨商可护,更没有涉外案件可办。有一次,周逸峰求见汪精卫,请示工作要领。汪精卫说:“如果记者要问你,你可以谈‘中满关系’,千万不要谈侨民问题,现在没有任何法律条文,你还可以说,过去是同胞,现在是同胞,将来也是同胞。”汪精卫做贼心虚,言不及义,周逸峰听了,仍不知所云。

声嘶力竭,“汪先生不行了!”
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中国政府正式向日本宣布进入战争状态。汪精卫认为这是向主子表功的时刻到了,也想提出宣战来凑凑热闹,但向谁宣战呢?向美、英宣战,自己连一支像样的军队都没有,拿什么来参战;对蒋介石宣战,又不对,重庆政府也是中国政府,中国人打中国人,叫什么宣战?对了,对同盟国宣战,反正空对空,凑凑热闹。汪主意一定,马上命“外交部长”褚民谊到“日本驻华大使馆”磋商。但主子毕竟是主子,奴才究竟是奴才,日本“大使”大骂褚民谊“八嘎,笨猪”。吓得褚掉头就溜。日本方面阻止汪伪政权宣战也是有深层次原因的,其一,担心“南京政府”独立自大、难以控制;其二,毫无军事实力,徒遭世人耻笑,同时会让同盟国认为日本军力虚弱,不得不将汪精卫政府推上阵来与美、英对抗;其三,“南京政府”一旦宣战,一定会更加失去中国人的民心。

时过不久,日军在太平洋战事连连失利,日本80%军力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。为了摆脱困境,1942年12月21日,日本御前会议决定:针对中国重庆政府已被美、英树立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,日本方面应大力树立汪伪政府,使之在国际上提高知名度和加强其军事实力,以达到南京汪伪政府对抗重庆国民政府,把中日战争最大限度地转变为“新政权”与“旧中国”的战争。其总体谋略手段是日本放弃在华治外法权,交还租界,最后达到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目的。

同日,汪精卫应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邀请抵达东京。在日本首相官邸,东条英机向汪精卫表示:“大日本帝国将真正与新中国一起向完成战争迈进,并缔结协定。”汪精卫感激涕零地表示:“愿与日本共存亡,倾其国力,协助日本完成大东亚圣战。”两人最后商定:1943年1月20日,汪精卫政府向美、英等同盟国宣战。

1943年1月6日,日本军方侦听到美方绝密7号电报,得知美国撤销在中国的治外法权,已由中美双方另署条约,最近经参议院审议生效。日方为了让“南京政府”的宣战行动达到最佳效果,决定提早让汪伪政府对美、英等国宣战。

1月9日,南京“主席”府官邸,汪精卫戎装裹身,佩着特级上将军衔,声嘶力竭地在麦克风前发表对美、英的《宣战公告》:“自今日起,对美、英处于战争状态,当悉其全力,与友邦协力,进行大东亚圣战。”可能长期重病缠身,也可能前方战事极为不利,汪精卫《宣战公告》只念了一半就头冒冷汗,脚打哆。汪精卫老婆陈璧君一看情况不对,忙对陈公博说:“汪先生不行了,怎么办?”陈公博说:“再坚持一下,汪主席快(念)完了。”当时与会的各位大员没有感到什么,可细心的记者却捕到这一新闻信息,第二天,《对美、英宣战,汪先生肯定不行》、《内外交困,汪主席快完了》的醒目标题出现南京各报端。

1944年3月,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一命归西,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。1945年8月,日本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,中国人民的抗战胜利了。汪伪政权也就寿终正寝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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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谡(190年-228年),字幼常,襄阳宜城(今湖北宜城南)人,侍中马良之弟 ,三国时期蜀汉官员、将领。初以荆州从事身份跟随刘备入蜀,历任绵竹县令、成都县令、越嶲太守。

蜀汉丞相诸葛亮任用他为参军。马谡才器过人,好论军计。诸葛亮向来对他深为器重,每次接见谈论,从白天到黑夜。

建兴六年(228年),马谡在诸葛亮北伐时,因违背诸葛亮作战指令,而导致街亭失守,撤军后被诸葛亮斩首。

诸葛亮挥泪斩马谡,家喻户晓,然而,这只不过是《三国演义》中的一家之言,真的看历史,并不完全是那么回事儿。

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确实说了诸葛亮“还于汉中,戮谡以谢众”。《王平传》也说:“丞相亮既诛马谡及将军张林、李盛。”

可是,《马谡传》却是说:“谡下狱物故,亮为之流涕。”“物故”是死亡的委婉说法。可见,马谡是被判了死刑,死刑没有执行,马谡自己就在狱中“物故”,没等诸葛亮挥泪去斩,就自己死去了。《诸葛亮传》、《王平传》中所说“戮”、“诛”马谡等,应理解为判其死罪的意思。

《马谡传》裴松之注引《襄阳记》说的又是:“谡临终与亮书曰:‘明公视谡犹子,谡视明公犹父,愿深惟殛鲧兴禹之义,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,谡虽死无恨于黄壤也。’”值得注意的是,马谡是写信给诸葛亮,并不是当面对诸葛亮说话,可见,马谡下狱后没有见到诸葛亮,诸葛亮也没有到监狱看马谡。如果两人能够见面,就没有必要写信了,那样的话,口头之言也就不一定流传下来了,京剧《失空斩》中诸葛亮挥泪斩马谡那生动场面也不大可能有了。

有意思的是,《向朗传》说:“朗素与马谡善,谡逃亡,朗知情不举,亮恨之,免官还成都。”这说明,街亭败后,马谡并未主动向诸葛亮请罪,而是畏罪潜逃,向朗知情不报,犯了包庇罪,被诸葛亮免去官职。

从《向朗传》可以看出,马谡打了败仗后,害怕惩罚逃走了,并不是小说《三国演义》说的那样,“自缚跪于帐前”。应该是让人家给捉回来的。

需要说明的是,《三国志》作者陈寿的父亲也因马谡受了牵连,受了髡刑。《晋书·陈寿传》说“寿父为马谡参军,谡为诸葛亮所诛,寿父亦坐被髡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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